范俭。（于卓/摄）
《中国青年报》：《摇摇晃晃的人间》在国外放映后反馈如何？您觉得外国观众看懂了您的片子吗？
范俭：这部影片跟我以往的片子在国外引起的反应不太一样，应该说《摇摇晃晃的人间》是我所有作品中，国外观众看起来观影障碍最少的一部，几乎没有他们理解不了的东西。不像我之前的作品，国外的观众会先问很多背景知识，比如户籍制度是怎么一回事，计划生育政策是怎么一回事，然后才会和你谈影片本身的人物等等。
这部影片最直接的观影反馈来自于女性观众。女性观众会非常直接和敏感地进入这部影片。比如在一次观影活动上，两个女性观众凑过来，听到我说这是关于一个女人的影片后，就表现得很开心，因为她们也认为，这部片子就是关于一个女人的，而不是关于什么残疾人或者文学的。
《中国青年报》：中国的纪录片在全世界纪录片的同业竞争中处于什么位置？
范俭：我2006年第一次去参加阿姆斯特丹国际纪录片电影节（IDFA）的时候，我和我的中国纪录片同仁们更像是来“打酱油”的，完全摸不着东西南北，那个时候中国的纪录片几乎不太可能进入主竞赛单元，也不太可能拿奖。那个时候主竞赛的那些片子是清一色的欧洲片，他们的片子制作精良，远在我们的水准之上。2009年，《归途列车》获得阿姆斯特丹国际纪录片电影节最佳长纪录片奖是一个转折点，那是中国人第一次拿到这个最高奖项。2016年，《摇摇晃晃的人间》获得IDFA主竞赛单元评委会大奖，《塑料王国》（王久良导演——记者注）拿下IDFA新人单元评委会大奖，两部中国纪录片同时拿下两个重要的大奖，这也算一个里程碑。可以说中国纪录片人，从过去“打酱油”的状态，慢慢地成为这个舞台的一个主角。
《中国青年报》：中国的纪录片要走向国际，有哪些壁垒是中国电影人可以尝试打破的？
范俭：至少字幕上应该用心。我早期的片子字幕翻译也不太好，这就导致在国际传播上走不了多远，不要小瞧了电影的字幕，其实是很重要的创作组成部分。字幕的翻译要符合西方人的阅读习惯，而且很多时候要做简化。因为把所有中文完全地按照字面去翻译会非常庞杂，而字幕又是转瞬即逝的，这会让观众看得很累。在剪辑的时候，我们也会特意去留白，不会让大量的对话集中。因为，如果大量的对白集中，观众只有看字幕，就看不到画面和故事本身人物的那些情绪和表情。《摇摇晃晃的人间》在诗歌翻译上也专门投入了力量和人员。诗歌可能是最难的一种翻译。目前来看，西方观众对诗歌翻译的评价还是不错的。
《中国青年报》：您如何看待纪录片进院线？
范俭：我认为我们这个片子的艺术水准以及电影感都不差，或者说你在影院去看，你不会觉得这是一个烂片。我觉得多一些纪录片进入院线对于整个中国电影的生态，对于中国纪录片的发展都是很有好处的。就像总给观众吃快餐，吃点儿不一样的东西也是有好处的。而且如果有更多的纪录片能够进院线，并且能够取得一个相对还可以的票房，能回收一些资金和成本的话，会让更多的投资方愿意投拍纪录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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