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城区妇幼保健院，产房护士长站在新生儿照片墙旁。郭玉洁/摄

　　
东城区妇幼保健院产科病房区的庭院。受访者供图

　　
东城区妇幼保健院的单人产房。郭玉洁/摄



　　东城区妇幼保健院病房里为新生儿准备的婴儿车。郭玉洁/摄
　　一个喜静的孩子要在2022年来看看世界，似乎是个明智的选择。起码在生命的最初几天，他们会比以往的新生儿享受更多的安静。
　　2021年，1062万个婴儿在中国降生，比以饥荒载入史册的1960年还少了340万个，这是新中国成立以来出生人数最少的一年，也是2016年全国出生人口数量达到新世纪顶峰后连续第五年下降。
　　很多人用菜市场形容5年前的产科病房，如今，受生育率下降和新冠肺炎疫情影响，多地医院的产科在不同程度上变安静了。北京市朝阳区妇幼保健院的产科主任说，疫情前，早7点的门诊大厅总像春运时期的火车站，这种情况不再。北京市通州区妇幼保健院综合服务台的工作人员对咨询者说，建档名额充裕，不像过去。北京大学深圳医院的产科医生护士不再超负荷工作，浙江杭州树兰医院的产科大夫有时一天也做不了一台手术。
　　北京市东城区妇幼保健院，这家承担着基础医疗功能的公立二级医院，2016年下半年平均每月要迎接200多个新生命，如今每月只有20-40名婴儿出生。产房护士站每天要写产房日报，记下当天出生的婴儿信息，xxx之子/女，顺产/剖宫产。2022年4月11日，日报上的是数字：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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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产科护士长梁弘来到东城区妇幼保健院（前东四妇产医院）时只有19岁。生孩子这事离她很远。20岁出头，她经常上夜班，白天补觉，傍晚跑到北京饭店的宴会厅跳交谊舞。那是当时的时尚，宴会厅里上千人，她穿着普通的衣服，跟着乐队的伴奏，能从晚上7点跳到10点，再骑车来医院上12点的夜班。
　　转眼她快退休了。单身的自由、新婚的甜蜜、养育女儿的艰辛和满足，都和35年的产科生活交叠在一起。
　　一张摄于1992年的照片，她怀孕5个月，坐在自己医院的产科病房里，墙面由白色和绿色拼就，鲜艳的红字把床位号标记在绿色窗框上。除此之外，是白色的床、白色的病号服、深木色床头柜。
　　2022年，粉和蓝代替了这一切。墙面、枕头、被套、床单、帘子，都用了柔和的、像掺了奶的粉色，防菌布的深蓝色与之调和。很长一段时间里，产科病房是8人间，一人又带好几个家属。梁弘说，病房总混杂着血和排泄物、家属送来的各种食物的味道，空气有些污浊。产妇不能吹对流风，她们会谨慎地拉上窗帘开窗通风。
　　现在，病房改为双人间，但一般只住一个人，空气中飘着淡淡的消毒水味儿。即使是这样，两排病房只用了一排。
　　这家医院坐落在距离南锣鼓巷600多米的中式建筑里，在老胡同的包围中小心施展着拳脚，建筑面积只有朝阳区妇幼保健院的二分之一。2005年至2013年间医院曾停业，再开张时经过了翻修。产科病房区是3个四合院改造的，两个院子露天，种着石榴、玉兰、桃花和冬青。一个院子被换了地板砖，加上了玻璃屋顶，供病人休闲活动。2016年下半年，医院的分娩量到达了梁弘记忆中的最高峰。除了病房走道，她们在这个阳光房也放了6张病床备用。
　　时间在这个产科里留下痕迹。
　　连接产房和护士站、病房的双开木门，在门缝处被磨出3处明显划痕，漆皮褪了，露出褐色的木头。2016年前后分娩量大，她们每天要不停给产妇换房间、换床，门就是被推着产妇的平车磨坏的。起初这里有几排防止磨损的铁皮，棱角尖锐，推平车的人手总被划伤，就拆掉了一些，剩下的那一排银白色明晃晃的铁皮，棱角也已经磨得圆钝。
　　产房护士长徐闵说，在2022年，初产妇的年龄多是30岁出头，她工作30年了，看着这个年龄从27岁、28岁慢慢推迟至此。
　　相应的，多位产科大夫说，高危产妇的比例在升高。孕妇建档后，根据其妊娠风险，在产检本上会贴上不同颜色的圆形标签。绿色最好，代表没有妊娠合并症及并发症，妊娠风险低。而黄色、橙色、红色，越往后风险越高。在朝阳区妇幼保健院和东城区妇幼保健院，这两个不能接收红色等级孕妇的二级医院，持有黄色标签的孕妇占比最高，超过了一半。
　　传统观念里，孕产妇缺乏营养，需要大补。但在2022年，这种说法已过时。东城区妇幼保健院开设了孕期营养门诊，大夫朱培静发现，遇到的贫血、营养不良问题很少，多数是营养过剩。这会导致巨大儿发生率升高，八斤大胖小子将增加难产风险，对婴儿和产妇都不利。她在临床中感觉，十几年中，巨大儿发生率提高了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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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产科的生活给每个人留下不同的印象。有人说婴儿的脐带是青灰色的，有人说是白色。这其实和断脐的时间有关。健康婴儿的第一声啼哭，有的助产士觉得没什么不同，有的则听出了差异：连续或者断断续续的。在很多人看来，刚出生时的婴儿长着一个样，但产科的医生护士能轻易地看出婴儿的五官特征，说出他（她）哪里像妈妈。
　　婴儿娩出后，助产士把孩子的脐带从两厘米处剪短，打一个标准化的结，擦干羊水，让他（她）依偎在在母亲胸前，盖上毛巾被。查体，称重，再在病历本上按下他（她）的脚印。
　　这个过程中，助产士常会被婴儿抓住手指。这温情的瞬间在他们看来不过是寻常的抓握反射健康的婴儿会抓住手边一切东西，手指、脐带、产钳。东城妇幼保健院产房护士长徐闵说，手指被抓住的感觉，软软的，但很有力道。大夫朱培静说，他（她）这样抓你一下，你一下子就变温柔了。
　　刚工作时，徐闵觉得生产的画面有点血腥，有时做梦都是生孩子，那种秃噜产（指还没做好准备就生了）。要么是别人，要么是自己。朝阳医院的耿凯阳是产房里少见的男助产士，他把极大的热情投入其中。他会把孩子脚印按在卡片上，写上一句话送给他（她），落款曾经帮助你来到世界的助产士。工作时间长了，他也不再给每个孩子写。对大多数人来说，出生后那几小时的故事，随着脐带的结一起变成褐色，然后在两周后脱落了。
　　疼痛是很多产妇对生产过程最深的印象。那是子宫收缩带来的，是生理性而非病理性的疼痛，医学上曾把这种疼痛定义为仅次于烧伤痛的9级。在疼痛下，有产妇大哭大叫，有的则低声呜咽。朱培静在一家综合医院见过产妇举着吊瓶光着下身出来，跪着求医生给她剖宫产，东城区妇幼保健院的护士张强则会被产妇当作疼痛中的抓手，对方松开后，她的胳膊上留下清晰的手印，很久才会消去。但生育疼痛的个体差异极大，有人的宫缩疼就像一次痛经。
　　陕西榆林一产妇在宫缩疼痛中跳楼的事情发生后，2019年，我国在913家医院推行无痛分娩试点。这是个在国外已经应用了100多年的成熟技术，由麻醉师从产妇的脊椎部位注射麻醉剂，减弱宫缩的疼痛。一位医生形容，如果打分娩镇痛针前的疼痛指数是9，打过镇痛的疼痛指数大约是4，一个可以忍受的程度也有人会感觉到完全不痛了。
　　分娩镇痛的应用程度，与医院麻醉医师的资源状况有关。据统计，截至2021年，我国总体的分娩镇痛应用率只有30%，中西部地区许多医院的分娩镇痛普及率不足10%。在北京东城妇幼保健院，分娩镇痛的应用比率从2013年时的40%左右，上升到70%。
　　在资源充沛的情况下，要面对的是陈旧的观念。产妇打分娩镇痛针需要本人和家属的签字，护士张强有时看到麻醉师来来回回地跑，得不到签名。她见到过一个女士疼得一直哭，经过评估她符合使用分娩镇痛的条件，但丈夫听婆婆的意见不打。在电话里，女士哭得逐渐不说话了。丈夫说，知道你疼，但妈妈说无痛针还是别打了。
　　剖宫产的疼痛则主要在生产后袭来。剖宫产后，产妇要经历剧烈的子宫收缩，这能让产妇的子宫收缩到正常大小，减少出血。护士会帮助产妇压肚子，检查宫缩程度。护士张强刚工作的时候，会觉得产妇可真矫情，她会推你的手，会拽你的手，不让按。等她自己生了孩子，才知道真的很疼，疼到冒冷汗，屏住呼吸才能好一点。我就真的说别再按了，因为子宫上它有一个伤口，它老收缩，它老是动。
　　疼痛被遗忘后，留下的是疤痕。顺产的疤痕多来自侧切，这是在生产困难时，助产士为了防止产妇会阴被更大程度撕裂而做的。朱培静说，以前有一段时间基本都要侧切，现在为了保护产妇身体，他们不到万不得已、出现明确的指征就不会侧切。侧切的伤口也变为皮内缝合。
　　梁弘经历了剖宫产，肚子上留下一道深色的竖切口疤痕，现在，产科医生做手术时看到这种疤痕会惊讶。纵切口比横切口的伤疤增生更明显，颜色更深，为了美观，竖型切口已经几乎消失，横切口的位置也在不断下移。业界通行的横切口位置是耻骨之上3厘米。杭州树兰医院的妇产科医生刘建刚近几年研究出更隐形的切口，下移到几乎与耻骨持平，为了让疤痕在日后能隐藏在比基尼下，他需要小心翼翼地避开膀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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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产科是一个女性的世界。《2021中国卫生健康统计年鉴》显示，2020年全国妇幼保健院的卫生技术人员中，男性占比14.9%，女性占比85.1%。生育对这些女性不仅是工作，常常还是生活。
　　有媒体在母亲节做了一项调查，在700多人中，选择如果再选一次不会做***人超过40%。护士长梁弘说为什么会后悔呢？我不后悔。她觉得如果政策允许，她或许会有不止一个孩子。护士张强有一个三岁半的女儿，她也不后悔生了她，但坚决不再要第二个了。而产房护士长徐闵是一个丁克主义者。30多年的职业生涯里，她帮助无数个婴儿来到世界，见证了无数人做***瞬间，但没有强烈地想过去体验。可能自我意识比较强。
　　梁弘觉得母亲这个身份给她带来无尽的幸福。她在工作第五年时有了女儿。现在在病房看见产妇哺乳，她总是回味着29年前自己给孩子喂奶的温馨，你拥有着她，她拥有着你。
　　29年过去，她们的关系亲密如初。女儿常和她一起睡，她们脸贴着脸自拍，一起追星，去3个城市看毛不易的演唱会，拿着荧光棒向舞台挥手。她和丈夫的工作都要黑白倒班，他们接力带娃。她常骑着一辆安着幼儿座椅的自行车把女儿送进医院附近的幼儿园，放学后接她来医院，下班后一起回家。一次座椅的螺丝松动了，女儿带着毛绒帽子和着棉斗篷朝后摔下去，她至今想起来后怕。
　　徐闵比梁弘小4岁，两个人认识30年了。以前，梁弘的女儿常缠着徐闵阿姨给她画画。梁弘看到徐闵的手上总是有小猫的划痕，她喜欢猫，养了好几只。徐闵年轻时就了解了丁克的概念。和现在的丈夫恋爱时，她就表达过这个想法，对方也没有反对。
　　50岁上下，她们两个都仍有年轻人的神情和姿态。徐闵说话快而生动，她的助产士门诊里放着产房里出生孩子们的相册。她最近看了热播剧《亲爱的小孩》，其中有描写生育前后鸡飞狗跳的部分，她觉得挺真实的。她并非不喜欢小孩，年轻时，她觉得自己总要上夜班，不好带孩子，家里又没有找保姆的条件，加上生孩子的愿望并不强烈，耗耗就过去了。
　　她觉得社会最终的养老方式在养老院，没想过让谁帮自己养老。只不过，她听说有孩子和没孩子的在养老院里待遇不同，只有在这时她有一点点后悔。她不觉得孩子要为谁而生，生了就要全权负责。如果我有孩子，我应该去尽力做那些事情，但是你又做不到，期望可能太高，自己又达不到，最后就选择放弃。
　　有了孩子后，梁弘和张强对工作的感觉变了。梁弘知道产后上厕所时起身、走动的困难，那种时候多希望有人能扶一把。作为护士长，她常和大家说，把产妇当成家人不容易，但要把产妇当成自己的朋友。同事都说护士张强的性格变了，以前大大咧咧，不是很女的一个人，现在变得更能体谅人，更温柔。
　　最近，张强的女儿患了支气管炎，她要带着女儿看病、喂药，晚上要一直抱、量体温，小孩有时还不配合，她觉得自己快绷不住了。有孩子也挺好，但有孩子也挺难的。
　　女儿没上幼儿园时，张强下了夜班也不能补觉，只有女儿午睡时她能睡3个小时。即使白天有母亲帮忙，回家了她还是很多事要操心：女儿的衣服脏了，鞋踩上了泥，书包要收拾好，该学画画了。这三年半里，她没有和同事去逛过街、吃过饭。孩子出生第一年，她要考职称，每天晚上9点多把孩子哄睡，看书到夜里11点，再用每天地铁上来回的时间学习，就只有这点时间。
　　生育率降低她能理解，现在养个孩子真的不像咱们小时候那么简单。教育上的压力太大了，她总在考虑这个阶段又要开发女儿什么思维，费尽心机地和她沟通。同事和她聊过，回家怎么引导孩子分享生活，要说，妈妈今天在医院里有两个小宝宝出生，一个是什么样，另一个什么样。你呢，在幼儿园发生了什么事？
　　张强想让自己的队友更给力一些。尽管丈夫在她夜班时能负担起带孩子洗漱、学习、哄睡的所有任务，但更多的焦虑还在她这。好多女性也都是看着队友实在用不上，后来就放弃了，慢慢习以为常，是咱们自己的活了。她在工作中也见到太多准爸爸，在孩子马上出生时，回家都不知道要准备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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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即使充分体会了做母亲的幸福，在女儿表示自己未来不会生孩子时，梁弘还是欣然接受了。她说，要怎么选择都是她自己的事。
　　社会的生育观念的变化像潮水般冲刷着妇产科。科普博主六层楼曾是北京某三甲医院的妇产科大夫，经常在社交媒体上探讨女性与生育话题。怎么为女性创造更好的生育环境？他觉得首先是让她们有选择不生育的权利。他记得，在子宫腺肌症的诊断中，过去医生会说，这个很重要，会影响你以后的生育。但是逐渐有女孩说，我并没有生育计划。慢慢的，就像AI进行语言学习一样，医生的语言变成了，如果你以后有生育计划的话，那以前，有女孩来妇科就医，会被医生以这个问题可能会影响生育为说辞劝说其趁早治疗，而现在，医生的话变成了这会导致痛经和贫血，要早点治疗。
　　他也30多岁了，父母会发一些文章，催促他和妻子生孩子，大多是关于最佳生育年龄的。但是他对最佳生育年龄有自己的理解。一个25岁刚大学毕业、没有房子、工作不稳定、经济状况不好的年轻人，和一个35岁、事业稳定、心理成熟的人，谁处在最佳生育年龄呢？孩子能养成什么样，是多种因素共同作用的，不是所谓生理上的最佳生育年龄。
　　他曾发布过一期科普视频，聊生育给女性身体带来的伤害，希望大家在作选择前充分了解。其中有句话说生育对女性在生理上无论是短期还是长期来看，都是弊大于利。为此，一个中年母亲特地注册了微博账号指责他。说她的女儿不愿意生孩子，并把这则视频转给她，以此为不生育的论据。这位心急的母亲觉得六层楼教坏年轻人。
　　但六层楼并不是丁克主义者，也没有倡导年轻人不生育。他只是觉得自己和很多人一样，都没有作好准备。他想到刚工作时，一次在办公室，主任看着他感慨，如果自己的孩子留了下来，也有他这么大了。但当时要在职业生涯和孩子中间二选一，她选择了事业。
　　六层楼自己也生活在一个传统家庭里。父亲做着小买卖，不常回家，家务和育儿责任落在母亲身上。他计划，要等到自己能拿出一半时间用在家庭上的时候，再选择生育。因为既然都是家庭成员，就要平等地参与家庭事务，我是人，我妻子也是人，为什么我就有理由少做一些？参与少了我还不乐意。但现在他觉得自己每天要花五六个小时在科普的工作上，妻子也有很多自己想做的事，没到养育孩子的时机。
　　梁弘知道，如今育儿的压力比20多年前要大。女儿和她年轻时的状态不同了，女儿在银行上班，经常加班到晚上10点多回来。张强会和年龄偏大的产妇聊天，问问她们为什么选择在这个年龄生育。她们常说，工作压力很大，要还房贷车贷，养孩子要拿出来很多钱。她们认为不做好提前的规划，孩子来了也养不好，教育也是个大问题。
　　她观察，这些人事业心强，责任心也强，害怕生了孩子之后自己对孩子不负责。北京大学深圳医院一位产科大夫说，他观察深圳的白领、骨干、精英更想要一个女儿，原因是：两人都很忙，觉得女孩不那么调皮，更节省精力。
　　不管人们是否选择，以及选择什么时候来到产科，产科里那些故事还在发生。一位朝阳医院的助产士曾经在急诊科室工作过，午夜时分，在去医院上夜班的路上，他总是想，就在这么一个小小空间里，今晚抢救室里会有人失去生命，而产科里又有新的生命选择降生。
　　4月中旬，在东城妇幼保健院，一个刚出生的婴儿和母亲共享一间病房，走廊外的庭院里，桃花和玉兰落了满地。走廊里很安静，只能听到新生命发出温热的、哼哼唧唧的声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