贾西津：公益的社群共创 “捐赠圈”在中国
作者： 日期：2022年12月10日
内容摘要：观察上海联劝基金会的一起捐实践，无疑给广大基金会和社会组织的筹款带来了新的启发。一起捐在中国有着以下三方面的意义：第一是边际效应，由于我们的公益还处于初步阶段，所以任何的切入点，对公益而言都是一种新生力；第二是养成效应，人们在有限参与的过程中培育公益意识、参与式治理的意识；第三是涟漪效应，一起捐的模式凭借其低门槛、开放性的特点，允许更多非专业人士参与其中，让非专业与专业形成良好的价值共创。
对话摘要：联劝的定位一直是平台型角色，我们其实一端是连着捐赠人，还有一端连着公益组织以及我们要去关注的社会问题，但是这中间始终有一条主线，我们相信公众参与是公益行业的价值所在。所以联劝的战略在接下来的十年，我们想要让更多人更快乐更自主地来参与公益，成为美好社会+的力量。捐赠圈提供了丰富的多维方式，对个体而言，可以加深对社会议题的理解，拓展了社群；对社会而言，为公益生态的丰富和完善提供一种可能。对于微观个体的成长路径而言，捐赠圈的意义具有边际效应、养成效应，通过我们的工作引导捐赠个体逐渐成长为理性的策略捐赠人，不仅和社群有联结，也和公益慈善产生深度联结。
演讲嘉宾：贾西津 清华大学公共管理学院副教授、清华大学公益慈善研究院副院长
对话嘉宾：张波娜 上海联劝公益基金会副秘书长
主 持 人：蓝煜昕 清华大学副教授、清华大学公益慈善研究院副院长
蓝煜昕：下面进入第三个演讲环节，有请清华大学公共管理学院副教授、清华大学公益慈善研究院副院长贾西津老师来演讲公益的社群共创：为什么一起捐？捐赠圈在中国，有请贾老师。
贾西津：我们的主题是从宏观到微观，先是看不确定性的环境，然后看多主体之间的合作，我这个主题实际上是看普通人有没有可能参与公益，来做社群共创，这是基于近年新被观察到的一个现象，一起捐、捐赠圈这个现象，而且在中国我们也看到了有类似现象的产生，所以我今天要来分享的是关于捐赠圈为什么一起捐，以及它在中国的发展。
我先介绍一下捐赠圈的概念，是什么样的理念，然后看看捐赠圈在中国的发展，继而从中我们能观察到为什么一起捐，其实有两种动机模式，最后对它在中国发展前景做一点点展望，我们看看在中国是否一个新的公益生长点。
首先，一起捐是什么？捐赠圈这个概念，Giving circles实际上背后的理念是来源于Giving together一起捐。我们知道在2000年帕特南有一本特别著名的书《独自打保龄球》，其实是观察到在现代性的社会之中，其实恰恰发生了一些现象，好像我们不再相互关联，我们的社群价值在减弱。所以虽然我们会看到生活的提高、社会建设的进步，但貌似每个人都是非常优雅而孤独地在打着保龄球，所以Bowling alone就是在形容现状的社会之中，我们还有社群的价值吗？我们还能在一起吗？还是说已经成为一种原子化的社会。当然帕特南是基于对美国社会的观察。他这本书引起了非常广泛的回应，不管是美国还是世界各地，人们发现现代性对我们带来的普遍挑战，我们还有什么途径像熟人社会、像乡村邻里，大家会送点鸡蛋，嘘寒问暖，我们还有没有这样的场景？现代社会到底给我们带来了什么？在这个背景下，有很多试图对独自打保龄球这个问题进行回应。其中在帕特南写《独自打保龄球》之后5年，也是一个美国的学者，Angela M.Eikenberry，他在会议上发表了一篇文章，就叫做Giving together，其后他在正式出版物文章中提出了这个概念，叫Giving circles。他观察到了一个现象，捐赠可以作为一种渠道，让我们普通的人到一起。所以通过一起捐的模式，其实是一个社群价值的重新衍生、重新构建。他在美国调查了几百个捐赠圈现象，他给它赋名，它是一个捐赠圈，它是一个Giving circles，其实背后的核心含义就是通过一起捐来形成新的社会纽带，来应对这种现代性引发的独自打保龄球的现象。当我们在打保龄球的时候可能是一个孤零零的个人，而当我们在参与公益，在捐赠的时候，我们是个社群，我们是一起的。
捐赠圈实际上是一个草根公益现象，所以在这篇文章之中，在美国观察到的捐赠圈里面，有一些不同形态，既可以从一种非常小的群体，也就是有决策和领导力共享的熟人社群，到一个非常松散的边界模糊的群体，比如那些妈妈们在一起交流的时候，或者说在一起育儿的时候，她可能就成为公益行动之中的一部分，而这个行为其实并不需要她们有更专职的时间、有专门的投入，而只是在一个行动上的介入，对她们而言是一个开放的边界，但是变成了一种可以切入公益的一种现象，当然也可以演化为正式组织。但无论如何，捐赠圈其实都会发现有两个方面的功能，一个方面，它建立了一种共同拥有的小小的资金池，通过去资助项目的方式，给予资金的方式，来实现公益。而另一方面，捐赠圈一定有一个社会价值，也就是成员在其中得到了公益教育，同时有社交的维度，这种捐赠圈和传统公益不同，更加有志愿参与性，更加有主体的拥有感，与独立的专业公益组织相对而言更具有自己的独立性。所以这种捐赠圈的影响力其实也会涉及到更边缘性的传统公益的边缘群体。
在中国有没有捐赠圈呢？其实本身我们没有注意到这个概念，但是直到上海联劝公益基金会提出了他们现在已经在实践的21个捐赠圈，而且非常有意识地把捐赠人建议基金建成共同拥有的一种捐赠基金的方式，并有意识地和捐赠圈这个概念对接起来，这样可以更进一步来引导捐赠人的捐赠，来主动育生捐赠圈。所以我们看到联劝21个捐赠圈里面，时间早的在2014年，晚的2020年才成立。这其中既有捐赠人社会自发形成，找到专业公益机构对接到联劝的，也有反过来联劝通过公益活动，甚至主动去促生催化育生的捐赠圈，两个方向的模式都有。联劝服务模式很大程度借鉴了华盛顿美国妇女基金会促生捐赠圈的模式，捐赠圈里其实最有趣的一个问题是，我们为什么要一起捐？
我们看见在联劝21个捐赠圈里其实发生的契机有两条路径，一条路径，原来有个圈，这个圈在某种契机上对接到了公益价值，于是就成为一个带有捐赠性质的捐赠圈。而另外一个途径，本来没有圈，但是在某个一次性的公益活动的参与中，比如说其实有好几个捐赠圈跟一个鸡蛋的暴走活动有关，人们在参加这样一个有趣但又带有公益性的体育活动的时候，他意识到我还可以做公益，而且他觉得这个模式很有趣，以此通过一次性的介入而把第一次的公益行为逐渐延伸出了一定的组织形式，它虽然不是一个正式成立的公益组织，但是成为了一个固定的模式，比如设立一个捐赠人建议基金，形成了捐赠圈，所以这是由活动直接落地的公益社群。当然也包括双向的，包括原有一个隐性的群，比如学者群，刚才袁老师说老朋友，或者微信群，其实是隐性的群，我们并没有意识到，但是我们通过一种公益契机切入进来之后，成为一个显性的群，而当这个群显现的时候就是带有公益属性的捐赠圈，这其实是上下两种模式的结合。
在联劝的捐赠人建议基金的捐赠圈中，我们可以看到非常多元的群体，包括女性、学者、商界、公众、学校、同学、自闭症患儿家长等等，群体非常多元，规模不等，最少3个发起人，最多可能有500个家庭，资金从两三万到几百万元，机构可能是正式或非正式的，筹款方式是成员之内或开放筹款，领域、受益人、项目非常多元，既有传统的公益，也有一些是传统公益所不能触及的领域。
所以我们从联劝的实践中可以看到其实中国还有很多类似的捐赠圈，但是可能像当时的社会企业一样，当他还没有意识到的时候，只是在社会上存在着，但是当有这样一种概念，有这样一种理念提出的时候，其实可以让这样的捐赠圈更加显性化，以及可能成为一种新的扩展方向。
我们结合国际的和中国的捐赠圈的运作，来研究为什么一起捐？其实很明显，有两种不同的捐赠动机，就像一起捐这个概念的词源，一个词叫一起，一个词是捐。所以一起捐的形式就包含了两个方向，第一个动机就是一起对捐的价值，或者特定的公益动机，特别是传统公益所没有覆盖的边缘公益动机。换言之，我们在现在成熟的公益之中，其实已经形成了一套公益体系，所以对于一个社会、一个文化之中，我们公益的运作模式，专业的组织资助的偏好、资助的领域其实是相对有一些固定化的，但随着一些新生的公益需求，或者说是非常精细化的公益需求，其实是传统公益很有可能没有覆盖的，比如在美国非常典型的，随着近年的一些运动，比如少数族裔，亚裔、非裔，还有女性运动之中，女性抛开作为妈妈、家庭成员、生产力承担者的传统角色，纯粹作为作为女性本身自我成长的价值等等，像这些价值，其实在传统公益中可能没有这么高的关注，这种新生领域之中就有可能有人希望给予特定的领域支持，但是很难通过某一个公益组织来实现，于是有共同兴趣的人就一起直接给到想给的对象，甚至说非常特定的某一种群体，所以这是通过一起捐捐赠圈的模式来实现非常特定的，特别是一些精细化的新生的公益动机，它背后有一个公益动机。
另一方面是捐对一起的价值，换言之，有一个圈动机，或者说就是社交动机，实际上捐赠变成了一个契机，通过捐赠我们能到一起来，所以它能形成社群，可以形成社群凝聚力，或者说社交的价值。在中国非常特殊的，我们其实在生活中很少一起做点什么事，所以我们的自制力是非常弱的，通过一起捐的方式可以发现，原来可以通过投票的方式参与实现社会的公共治理，有些参与者其实对于非常特定的形式是非常兴奋的，因为他缺少共同社群生活自治的生活经验。其实捐本身并不太重要，而是在于一起的价值。
我们看到这两种动机之后，是不是代表了一种新的公益生长点？它既有挑战，又有前景所在。
挑战在于什么？我们看到现有的，特别在中国参与捐赠圈的，实际上背后有一个动机，是对传统公益的不信任。所以就像水滴筹、轻松筹所带来的个人捐赠在中国的活跃，实际上是反映了人们想做公益，但是他不想给公益组织。人对人就是一个方式，我们说的个人求助在中国如此活跃。但是大家也看到个人求助其实乱象丛生，存在各种各样的纠纷，是因为个人求助一定有弱势所在，没有管理。而捐赠圈其实是对接同样的需求，也就是人们通过一个非正式的，但是有一定组织形式的公益，试图去跨越传统公益组织，跨越传统公益组织公信力的建设，这种能实现吗？我觉得就像个人求助一样，其实这里面是非常有局限性的，因为涉及到组织的边界，有管理的边界，还有熟人社会的信任扩展的边界，其实它是不能代替公益组织的，可以是一种新生力，但是靠它来跨越代替传统的公益组织和公益力的建设，代替专业公益，其实是实现不了的，有点过度期望。
那么我们能看到一起捐有什么意义呢？在中国至少有三个方面的意义，第一个是边际效应，因为我们的公益太初步了，但凡有任何切入点，都会对公益是一种新生力，就像很多人，包括高知的学者们、企业的高管们，在一个鸡蛋暴走这样的公益活动中才第一次知道我还可以做公益，所以但凡有公益的切入点，边际效应就非常高，所以在低水平之下边际效应高，这就是捐赠圈在中国的特定意义。第二个是养成效应，人们虽然只是通过有限的介入，但是在这个过程中培育的公益意识、参与式治理的意识，这本身就有一个养成效应的累积。第三个是涟漪效应，因为是低门槛的，是非常开放性的边界，其实让更多非专业人士可以加入进来，在这个背后一定要有专业和非专业的价值共创。联劝作为一个平台，有专业的组织来做这样的支持，其实可以让这个涟漪扩展到更远的范围，从核心参与，到更广泛的参与，这里面的挑战在于，是不是能够形成规模性，有捐赠圈的制度性建设，能让专业和非专业形成非常好的价值共创。
我分享的内容就是这些。谢谢大家！
蓝煜昕：谢谢贾老师对捐赠圈这样一种新型公益方式的分析。下面有请上海联劝公益基金会副秘书长张波娜来点评，波娜不仅仅是联劝公益基金会的相关负责人，同时在上海，对社群的公益理解更深刻。有请波娜在线上和大家做一个点评。
对话环节
张波娜：我在联劝负责捐赠人建议基金和公益金融的探索。因为项目原因，和贾老师就捐赠圈议题有很多探讨，深受启发。在这里也特别感谢贾老师给我们的支持。接下来我从实践的视角来补充一下我们看到的捐赠圈个体，以及对生态的价值。
从2014年一众的发起人借鉴华盛顿妇女基金会的模式，在联劝设立一众基金开始，到2018年第一个自下而上的民间型捐赠圈在联劝出现，再到2020年联劝开始有意识地系统去学习和借鉴国外的捐赠圈模式来培育和固化本土的捐赠圈。其实在这个过程中，我们还是做了挺多第一次的探索，包括第一场女性慈善伙伴工作坊、第一个薪火捐赠圈展览，以及第一个美好捐赠圈大会，其实做了挺多第一次的尝试。
我们为什么会去关注捐赠圈这样一个模式呢？其实和联劝自身的定位分不开。联劝的定位一直是平台型角色，我们其实一端是连着捐赠人，还有一端连着公益组织以及我们要去关注的社会问题，但是这中间始终有一条主线，我们相信公众参与是公益行业的价值所在。所以联劝的战略在接下来的十年，我们想要让更多人更快乐更自主地来参与公益，成为美好社会+的力量。当我们说我们要去影响更多人，这些人在哪里呢？捐赠圈其实就是一个特别好的场域，因为个体有群体归属的需求，在群体中这些人又有共同的联结和基本的信任，不管是贾老师前面提到的我在一起是为了捐赠，还是捐赠为了更好的在一起。这些社群成员彼此联结，彼此信任，从我们专业的角度，加入公益元素之后，就会像爆米花一样爆出一个个社群公益的圈子，也就是我们今天在这里探讨的捐赠圈的模式。
捐赠圈其实提供了丰富的多维的方式，对个体而言收获的是，我对社会议题有了进一步的理解，我找到了一群志同道合共同前进的伙伴。对整个社会而言，实际上捐赠圈通过这些有能量的积极的个体，为公益生态的丰富和完善提供了一种可能性。有时候联劝的同事也会问我，波娜，为什么我们要投入这么大的精力来培育捐赠圈？我其实通常会这样描述我脑海中理想的公益生态的画面，就是上游有丰富的理性的捐赠人，中间有各类平台型、资助型、支持型的角色，下游有面向社会议题的一线公益组织，我们的工作其实就是在前端，像是在挖井，一个个捐赠圈就像一口口井，当社群公益真正和公益议题结合，并且进行理性捐赠的时候，这些资源就会如同活水流向需要的公益组织，终有一日我们的生态也会像很多成熟的公益生态模式一样各司其职，水草肥美牛羊壮，可能想一想也是一个比较令人愉悦的画面。
涉及到个人的成长路径，结合贾老师提到的边际效应、养成效应，我们可能更多的可以来看看微观个体的捐赠人成长的路径。美国慈善咨询机构TPI的创始人Peter Karoff曾经做过一个捐赠人的成长曲线，把成长路径分成六个梯度，也就是刚开始成为捐赠人的时候会做一些偶发性捐赠，我觉得我要有所规范，再接下来可能会关注一些特定的议题并开始学习，在这之后会逐渐成长为理性的策略捐赠人，再往上走可能想产生更大的影响力，想要撬动杠杆，想要邀请朋友来加入，最高的层次我们称之为慈善涅磐，这个时候是公益慈善和个人的价值观、兴趣完全契合，公益成为个人的激情所在，当然这个最高阶的状态是非常非常理想的状态。
刚才贾老师也提到我们大部分的捐赠圈成员在进入捐赠圈这个场域的时候，其实通常还在第一、第二个梯度，公益参与的经验也还是比较少，所以我们的工作其实是要在日常的场景中创造各种机会，润物细无声的引导他们往高处走，让个人不仅和社群有连接，也能够和公益慈善产生深度的连接。
追根究底，慈善还是个人价值观在公众场域的表达，就像一件艺术品，其实是充满了私人的情感，但是又是在一个公共场域被大家看见的，我们要去欣赏这个艺术品，必须要找到和这个艺术品所表达的情感之间的连接。过去的工作中，陪伴捐赠圈成长的过程中，其实我们是见证了很多捐赠圈的改变，也正是因为这些影响力，所以我们从去年开始，在腾讯的资助下，同时也特别荣幸地邀请到贾老师作为我们的指导方，开展了中国捐赠圈模式和效应的研究，对系统内现有的捐赠圈进行解构，来梳理他们发展的内在机制和引擎，期待着为未来中国捐赠圈的发展提供实务研究的数据和基础，也希望联劝这些共创的经验可以和更多同行分享。
刚才贾老师也说了很多挑战，捐赠圈作为一个民间的慈善力量，虽然展现了勃勃的生机，但是要作为公益慈善可持续发展的力量，其实要走的路还非常长，还需要更多主体的参与和共创，所以也特别期待未来有更多的社区基金会、平台型基金会以及互联网公益平台都能参与共创。
蓝煜昕：谢谢波娜。第二个环节，演讲与对话环节到此结束。刚才三位主讲嘉宾分别从宏观的环境和问题分析，到中观的组织层面上的合作伙伴，再到微观个体的社群的共创，呈现了三个不同层面。同时也特别强调了共创的方法论价值、共创价值以及参与价值。
对话摘要：联劝的定位一直是平台型角色，我们其实一端是连着捐赠人，还有一端连着公益组织以及我们要去关注的社会问题，但是这中间始终有一条主线，我们相信公众参与是公益行业的价值所在。所以联劝的战略在接下来的十年，我们想要让更多人更快乐更自主地来参与公益，成为美好社会+的力量。捐赠圈提供了丰富的多维方式，对个体而言，可以加深对社会议题的理解，拓展了社群；对社会而言，为公益生态的丰富和完善提供一种可能。对于微观个体的成长路径而言，捐赠圈的意义具有边际效应、养成效应，通过我们的工作引导捐赠个体逐渐成长为理性的策略捐赠人，不仅和社群有联结，也和公益慈善产生深度联结。
演讲嘉宾：贾西津 清华大学公共管理学院副教授、清华大学公益慈善研究院副院长
对话嘉宾：张波娜 上海联劝公益基金会副秘书长
主 持 人：蓝煜昕 清华大学副教授、清华大学公益慈善研究院副院长
蓝煜昕：下面进入第三个演讲环节，有请清华大学公共管理学院副教授、清华大学公益慈善研究院副院长贾西津老师来演讲公益的社群共创：为什么一起捐？捐赠圈在中国，有请贾老师。
贾西津：我们的主题是从宏观到微观，先是看不确定性的环境，然后看多主体之间的合作，我这个主题实际上是看普通人有没有可能参与公益，来做社群共创，这是基于近年新被观察到的一个现象，一起捐、捐赠圈这个现象，而且在中国我们也看到了有类似现象的产生，所以我今天要来分享的是关于捐赠圈为什么一起捐，以及它在中国的发展。
我先介绍一下捐赠圈的概念，是什么样的理念，然后看看捐赠圈在中国的发展，继而从中我们能观察到为什么一起捐，其实有两种动机模式，最后对它在中国发展前景做一点点展望，我们看看在中国是否一个新的公益生长点。
首先，一起捐是什么？捐赠圈这个概念，Giving circles实际上背后的理念是来源于Giving together一起捐。我们知道在2000年帕特南有一本特别著名的书《独自打保龄球》，其实是观察到在现代性的社会之中，其实恰恰发生了一些现象，好像我们不再相互关联，我们的社群价值在减弱。所以虽然我们会看到生活的提高、社会建设的进步，但貌似每个人都是非常优雅而孤独地在打着保龄球，所以Bowling alone就是在形容现状的社会之中，我们还有社群的价值吗？我们还能在一起吗？还是说已经成为一种原子化的社会。当然帕特南是基于对美国社会的观察。他这本书引起了非常广泛的回应，不管是美国还是世界各地，人们发现现代性对我们带来的普遍挑战，我们还有什么途径像熟人社会、像乡村邻里，大家会送点鸡蛋，嘘寒问暖，我们还有没有这样的场景？现代社会到底给我们带来了什么？在这个背景下，有很多试图对独自打保龄球这个问题进行回应。其中在帕特南写《独自打保龄球》之后5年，也是一个美国的学者，Angela M.Eikenberry，他在会议上发表了一篇文章，就叫做Giving together，其后他在正式出版物文章中提出了这个概念，叫Giving circles。他观察到了一个现象，捐赠可以作为一种渠道，让我们普通的人到一起。所以通过一起捐的模式，其实是一个社群价值的重新衍生、重新构建。他在美国调查了几百个捐赠圈现象，他给它赋名，它是一个捐赠圈，它是一个Giving circles，其实背后的核心含义就是通过一起捐来形成新的社会纽带，来应对这种现代性引发的独自打保龄球的现象。当我们在打保龄球的时候可能是一个孤零零的个人，而当我们在参与公益，在捐赠的时候，我们是个社群，我们是一起的。
捐赠圈实际上是一个草根公益现象，所以在这篇文章之中，在美国观察到的捐赠圈里面，有一些不同形态，既可以从一种非常小的群体，也就是有决策和领导力共享的熟人社群，到一个非常松散的边界模糊的群体，比如那些妈妈们在一起交流的时候，或者说在一起育儿的时候，她可能就成为公益行动之中的一部分，而这个行为其实并不需要她们有更专职的时间、有专门的投入，而只是在一个行动上的介入，对她们而言是一个开放的边界，但是变成了一种可以切入公益的一种现象，当然也可以演化为正式组织。但无论如何，捐赠圈其实都会发现有两个方面的功能，一个方面，它建立了一种共同拥有的小小的资金池，通过去资助项目的方式，给予资金的方式，来实现公益。而另一方面，捐赠圈一定有一个社会价值，也就是成员在其中得到了公益教育，同时有社交的维度，这种捐赠圈和传统公益不同，更加有志愿参与性，更加有主体的拥有感，与独立的专业公益组织相对而言更具有自己的独立性。所以这种捐赠圈的影响力其实也会涉及到更边缘性的传统公益的边缘群体。
在中国有没有捐赠圈呢？其实本身我们没有注意到这个概念，但是直到上海联劝公益基金会提出了他们现在已经在实践的21个捐赠圈，而且非常有意识地把捐赠人建议基金建成共同拥有的一种捐赠基金的方式，并有意识地和捐赠圈这个概念对接起来，这样可以更进一步来引导捐赠人的捐赠，来主动育生捐赠圈。所以我们看到联劝21个捐赠圈里面，时间早的在2014年，晚的2020年才成立。这其中既有捐赠人社会自发形成，找到专业公益机构对接到联劝的，也有反过来联劝通过公益活动，甚至主动去促生催化育生的捐赠圈，两个方向的模式都有。联劝服务模式很大程度借鉴了华盛顿美国妇女基金会促生捐赠圈的模式，捐赠圈里其实最有趣的一个问题是，我们为什么要一起捐？
我们看见在联劝21个捐赠圈里其实发生的契机有两条路径，一条路径，原来有个圈，这个圈在某种契机上对接到了公益价值，于是就成为一个带有捐赠性质的捐赠圈。而另外一个途径，本来没有圈，但是在某个一次性的公益活动的参与中，比如说其实有好几个捐赠圈跟一个鸡蛋的暴走活动有关，人们在参加这样一个有趣但又带有公益性的体育活动的时候，他意识到我还可以做公益，而且他觉得这个模式很有趣，以此通过一次性的介入而把第一次的公益行为逐渐延伸出了一定的组织形式，它虽然不是一个正式成立的公益组织，但是成为了一个固定的模式，比如设立一个捐赠人建议基金，形成了捐赠圈，所以这是由活动直接落地的公益社群。当然也包括双向的，包括原有一个隐性的群，比如学者群，刚才袁老师说老朋友，或者微信群，其实是隐性的群，我们并没有意识到，但是我们通过一种公益契机切入进来之后，成为一个显性的群，而当这个群显现的时候就是带有公益属性的捐赠圈，这其实是上下两种模式的结合。
在联劝的捐赠人建议基金的捐赠圈中，我们可以看到非常多元的群体，包括女性、学者、商界、公众、学校、同学、自闭症患儿家长等等，群体非常多元，规模不等，最少3个发起人，最多可能有500个家庭，资金从两三万到几百万元，机构可能是正式或非正式的，筹款方式是成员之内或开放筹款，领域、受益人、项目非常多元，既有传统的公益，也有一些是传统公益所不能触及的领域。
所以我们从联劝的实践中可以看到其实中国还有很多类似的捐赠圈，但是可能像当时的社会企业一样，当他还没有意识到的时候，只是在社会上存在着，但是当有这样一种概念，有这样一种理念提出的时候，其实可以让这样的捐赠圈更加显性化，以及可能成为一种新的扩展方向。
我们结合国际的和中国的捐赠圈的运作，来研究为什么一起捐？其实很明显，有两种不同的捐赠动机，就像一起捐这个概念的词源，一个词叫一起，一个词是捐。所以一起捐的形式就包含了两个方向，第一个动机就是一起对捐的价值，或者特定的公益动机，特别是传统公益所没有覆盖的边缘公益动机。换言之，我们在现在成熟的公益之中，其实已经形成了一套公益体系，所以对于一个社会、一个文化之中，我们公益的运作模式，专业的组织资助的偏好、资助的领域其实是相对有一些固定化的，但随着一些新生的公益需求，或者说是非常精细化的公益需求，其实是传统公益很有可能没有覆盖的，比如在美国非常典型的，随着近年的一些运动，比如少数族裔，亚裔、非裔，还有女性运动之中，女性抛开作为妈妈、家庭成员、生产力承担者的传统角色，纯粹作为作为女性本身自我成长的价值等等，像这些价值，其实在传统公益中可能没有这么高的关注，这种新生领域之中就有可能有人希望给予特定的领域支持，但是很难通过某一个公益组织来实现，于是有共同兴趣的人就一起直接给到想给的对象，甚至说非常特定的某一种群体，所以这是通过一起捐捐赠圈的模式来实现非常特定的，特别是一些精细化的新生的公益动机，它背后有一个公益动机。
另一方面是捐对一起的价值，换言之，有一个圈动机，或者说就是社交动机，实际上捐赠变成了一个契机，通过捐赠我们能到一起来，所以它能形成社群，可以形成社群凝聚力，或者说社交的价值。在中国非常特殊的，我们其实在生活中很少一起做点什么事，所以我们的自制力是非常弱的，通过一起捐的方式可以发现，原来可以通过投票的方式参与实现社会的公共治理，有些参与者其实对于非常特定的形式是非常兴奋的，因为他缺少共同社群生活自治的生活经验。其实捐本身并不太重要，而是在于一起的价值。
我们看到这两种动机之后，是不是代表了一种新的公益生长点？它既有挑战，又有前景所在。
挑战在于什么？我们看到现有的，特别在中国参与捐赠圈的，实际上背后有一个动机，是对传统公益的不信任。所以就像水滴筹、轻松筹所带来的个人捐赠在中国的活跃，实际上是反映了人们想做公益，但是他不想给公益组织。人对人就是一个方式，我们说的个人求助在中国如此活跃。但是大家也看到个人求助其实乱象丛生，存在各种各样的纠纷，是因为个人求助一定有弱势所在，没有管理。而捐赠圈其实是对接同样的需求，也就是人们通过一个非正式的，但是有一定组织形式的公益，试图去跨越传统公益组织，跨越传统公益组织公信力的建设，这种能实现吗？我觉得就像个人求助一样，其实这里面是非常有局限性的，因为涉及到组织的边界，有管理的边界，还有熟人社会的信任扩展的边界，其实它是不能代替公益组织的，可以是一种新生力，但是靠它来跨越代替传统的公益组织和公益力的建设，代替专业公益，其实是实现不了的，有点过度期望。
那么我们能看到一起捐有什么意义呢？在中国至少有三个方面的意义，第一个是边际效应，因为我们的公益太初步了，但凡有任何切入点，都会对公益是一种新生力，就像很多人，包括高知的学者们、企业的高管们，在一个鸡蛋暴走这样的公益活动中才第一次知道我还可以做公益，所以但凡有公益的切入点，边际效应就非常高，所以在低水平之下边际效应高，这就是捐赠圈在中国的特定意义。第二个是养成效应，人们虽然只是通过有限的介入，但是在这个过程中培育的公益意识、参与式治理的意识，这本身就有一个养成效应的累积。第三个是涟漪效应，因为是低门槛的，是非常开放性的边界，其实让更多非专业人士可以加入进来，在这个背后一定要有专业和非专业的价值共创。联劝作为一个平台，有专业的组织来做这样的支持，其实可以让这个涟漪扩展到更远的范围，从核心参与，到更广泛的参与，这里面的挑战在于，是不是能够形成规模性，有捐赠圈的制度性建设，能让专业和非专业形成非常好的价值共创。
我分享的内容就是这些。谢谢大家！
蓝煜昕：谢谢贾老师对捐赠圈这样一种新型公益方式的分析。下面有请上海联劝公益基金会副秘书长张波娜来点评，波娜不仅仅是联劝公益基金会的相关负责人，同时在上海，对社群的公益理解更深刻。有请波娜在线上和大家做一个点评。
对话环节
张波娜：我在联劝负责捐赠人建议基金和公益金融的探索。因为项目原因，和贾老师就捐赠圈议题有很多探讨，深受启发。在这里也特别感谢贾老师给我们的支持。接下来我从实践的视角来补充一下我们看到的捐赠圈个体，以及对生态的价值。
从2014年一众的发起人借鉴华盛顿妇女基金会的模式，在联劝设立一众基金开始，到2018年第一个自下而上的民间型捐赠圈在联劝出现，再到2020年联劝开始有意识地系统去学习和借鉴国外的捐赠圈模式来培育和固化本土的捐赠圈。其实在这个过程中，我们还是做了挺多第一次的探索，包括第一场女性慈善伙伴工作坊、第一个薪火捐赠圈展览，以及第一个美好捐赠圈大会，其实做了挺多第一次的尝试。
我们为什么会去关注捐赠圈这样一个模式呢？其实和联劝自身的定位分不开。联劝的定位一直是平台型角色，我们其实一端是连着捐赠人，还有一端连着公益组织以及我们要去关注的社会问题，但是这中间始终有一条主线，我们相信公众参与是公益行业的价值所在。所以联劝的战略在接下来的十年，我们想要让更多人更快乐更自主地来参与公益，成为美好社会+的力量。当我们说我们要去影响更多人，这些人在哪里呢？捐赠圈其实就是一个特别好的场域，因为个体有群体归属的需求，在群体中这些人又有共同的联结和基本的信任，不管是贾老师前面提到的我在一起是为了捐赠，还是捐赠为了更好的在一起。这些社群成员彼此联结，彼此信任，从我们专业的角度，加入公益元素之后，就会像爆米花一样爆出一个个社群公益的圈子，也就是我们今天在这里探讨的捐赠圈的模式。
捐赠圈其实提供了丰富的多维的方式，对个体而言收获的是，我对社会议题有了进一步的理解，我找到了一群志同道合共同前进的伙伴。对整个社会而言，实际上捐赠圈通过这些有能量的积极的个体，为公益生态的丰富和完善提供了一种可能性。有时候联劝的同事也会问我，波娜，为什么我们要投入这么大的精力来培育捐赠圈？我其实通常会这样描述我脑海中理想的公益生态的画面，就是上游有丰富的理性的捐赠人，中间有各类平台型、资助型、支持型的角色，下游有面向社会议题的一线公益组织，我们的工作其实就是在前端，像是在挖井，一个个捐赠圈就像一口口井，当社群公益真正和公益议题结合，并且进行理性捐赠的时候，这些资源就会如同活水流向需要的公益组织，终有一日我们的生态也会像很多成熟的公益生态模式一样各司其职，水草肥美牛羊壮，可能想一想也是一个比较令人愉悦的画面。
涉及到个人的成长路径，结合贾老师提到的边际效应、养成效应，我们可能更多的可以来看看微观个体的捐赠人成长的路径。美国慈善咨询机构TPI的创始人Peter Karoff曾经做过一个捐赠人的成长曲线，把成长路径分成六个梯度，也就是刚开始成为捐赠人的时候会做一些偶发性捐赠，我觉得我要有所规范，再接下来可能会关注一些特定的议题并开始学习，在这之后会逐渐成长为理性的策略捐赠人，再往上走可能想产生更大的影响力，想要撬动杠杆，想要邀请朋友来加入，最高的层次我们称之为慈善涅磐，这个时候是公益慈善和个人的价值观、兴趣完全契合，公益成为个人的激情所在，当然这个最高阶的状态是非常非常理想的状态。
刚才贾老师也提到我们大部分的捐赠圈成员在进入捐赠圈这个场域的时候，其实通常还在第一、第二个梯度，公益参与的经验也还是比较少，所以我们的工作其实是要在日常的场景中创造各种机会，润物细无声的引导他们往高处走，让个人不仅和社群有连接，也能够和公益慈善产生深度的连接。
追根究底，慈善还是个人价值观在公众场域的表达，就像一件艺术品，其实是充满了私人的情感，但是又是在一个公共场域被大家看见的，我们要去欣赏这个艺术品，必须要找到和这个艺术品所表达的情感之间的连接。过去的工作中，陪伴捐赠圈成长的过程中，其实我们是见证了很多捐赠圈的改变，也正是因为这些影响力，所以我们从去年开始，在腾讯的资助下，同时也特别荣幸地邀请到贾老师作为我们的指导方，开展了中国捐赠圈模式和效应的研究，对系统内现有的捐赠圈进行解构，来梳理他们发展的内在机制和引擎，期待着为未来中国捐赠圈的发展提供实务研究的数据和基础，也希望联劝这些共创的经验可以和更多同行分享。
刚才贾老师也说了很多挑战，捐赠圈作为一个民间的慈善力量，虽然展现了勃勃的生机，但是要作为公益慈善可持续发展的力量，其实要走的路还非常长，还需要更多主体的参与和共创，所以也特别期待未来有更多的社区基金会、平台型基金会以及互联网公益平台都能参与共创。
蓝煜昕：谢谢波娜。第二个环节，演讲与对话环节到此结束。刚才三位主讲嘉宾分别从宏观的环境和问题分析，到中观的组织层面上的合作伙伴，再到微观个体的社群的共创，呈现了三个不同层面。同时也特别强调了共创的方法论价值、共创价值以及参与价值。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