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1年底，分散各地的NGO集结为网络型组织零废弃联盟，致力于整合政府、企业、公众等多方力量，协同推动垃圾危机化解。截至2019年6月，联盟已经链接了覆盖大部分省市的公益机构80余家，并通过战略性配合，打造了一体多面的民间垃圾治理体系。近几年，垃圾围城现象备受关注，在政府部门积极治理和引导的同时，以垃圾治理为核心业务的NGO逐渐涌现，进行了如源头减量、分类投放、焚烧监督等诸多开创性努力。
2011年底，分散各地的NGO集结为网络型组织零废弃联盟，致力于整合政府、企业、公众等多方力量，协同推动垃圾危机化解。截至2019年6月，联盟已经链接了覆盖大部分省市的公益机构80余家，并通过战略性配合，打造了一体多面的民间垃圾治理体系。一体为零盟秘书处。作为联盟核心，其专注于网络建设、成员赋能、政策倡导等。多面则是指联盟成员依据自身特征，在垃圾治理全生命链条中扮演多元化角色，实现战略性配合。
角色一，宣导员。
此类机构以宣传教育为主业，致力于培育公众环境意识。比如深圳市绿宝宝垃圾分类指导中心依托其强大的志愿者团队，推出如零污染有害垃圾回收等宣传项目，并在政府支持下运营零废弃体验基地，做垃圾分类的传播使者。
角色二，先行军。
此类机构利用NGO行动力强、体量小、试错成本低的特征，因地制宜开展垃圾分类试验，从而推动公众行为变化。如上海爱芬环保多年扎根社区，首创湿垃圾除袋法和垃圾厢房改造标准，打造了普适于街镇的社区垃圾分类工作模式。



角色三，监督方。
此类机构旨在推动垃圾末端处置设施的运行安全无污染。如安徽芜湖生态中心基于信息公开申请和实地调研考察，搭建了生活垃圾焚烧信息平台，确保公众能便利、直观地监督焚烧厂运营。
角色四，倡导者。
此类机构政治资源较为丰富，善于提炼实践经验、进行政策倡导，尝试推动法制进程、优化垃圾治理环境。2017年，随着政策向好，越来越多的公益力量进入垃圾领域，与零废弃联盟衔接为一条完整的公益链。链条上游是诸如壹基金、阿拉善SEE基金会、万科基金会等支持型组织，其通过壹起分创绿家社区废弃物管理等公益项目为草根组织的垃圾治理行动提供资源;链条中游是零盟秘书处，聚焦成员网络发展以及政策研究与倡导;链条下游则是分布于各个城市的运作型NGO，其扎根一线，切实推动环保意识建立、垃圾减量分类、垃圾资源化处置、安全清洁焚烧等关键议题。
社会组织对垃圾问题了解更充分，也更擅长社区动员，可以作为政府和公众之间的桥梁，让分类更有效推进。这些(NGO的)小姑娘很不容易的，天天待在这个院子里，和我们这些老头老太太一块儿管垃圾。笔者在一线走访时，政府和居民无不对NGO的努力表示认可。
虽然成绩不俗，但垃圾议题NGO也面临诸多亟待回应的挑战：
首先，NGO如何拓展网络，与更广泛利益相关方建立协同关系?现阶段，仅有少部分城市实现了垃圾的多元主体共治，更多区域的NGO仍然处于单打独斗状态。政府、企业、社会组织之间因缺乏互动而导致资源耗散，削弱了行动绩效。对此，需要政府营造良好政策环境，放权赋能，激励社会组织进入垃圾治理领域。也期待政府在购买服务时分别考虑企业与社会组织的长项，不仅依托前者的垃圾分类新技术，也重视后者的社区工作经验，推动社企合作，整合先进科技与人文关怀，共同打通垃圾分类的最后一公里。
其次，NGO如何基于垃圾分类撬动社区自治，实现进得去也出得来?当前，以商品房小区为主的陌生人社区占据主流，这给垃圾分类带来很大挑战。NGO进驻虽然成功营造了垃圾分类的良好氛围，但随着其工作人员撤出社区，因缺乏人情、面子、礼俗等纽带作为联结和约束，居民的分类意识与行动则会逐渐回退。为解此困局，NGO需要与物业、居委会、业委会等社区力量密切配合，将垃圾分类嵌入社区自治框架，也即以分类为契机开展社区营造、链接社区关系、发掘社区能人，从而打造社区自身的互助、互督、互利机制，确保此前积累的绿色资本得以持续运转。
最后，NGO如何更好地生存发展，有效服务于垃圾治理?笔者对垃圾议题社会组织的问卷调查显示，其工作困境主要包括人财物等资源匮乏、在部分领域受干预较多等。有鉴于此，一方面NGO需要自我增能，争取社会信任，提升造血能力，赢得更广阔的生存空间。另一方面，政府也应从多方面给予其理解和支持。不仅以客观、包容之心重塑对社会组织的认知，将其视作公共服务与社会监督的亲密伙伴。同时，也需避免将垃圾分类视为政绩跑步机，大干快干，片面追求效率。应树立真正的可持续发展理念，与NGO共同讨论与探索，以绣花针精神着眼细节、滴水石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