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月的缅甸气温仍逼近30℃，中国人孙积刚出了一身汗却又一阵阵发冷。体温38℃，不会又得了疟疾吧？在缅甸，得疟疾是常事，但不是所有卫生院都能治疗。孙积刚拖着病体赶回国，来到距中缅边境最近的云南德宏州盈江县的那邦镇卫生院。在这里，他被确诊为疟疾，但不到3天就痊愈了，而且没有传染给其他人。
几十年前，疟疾的阴影也曾笼罩中国，人们谈疟色变。但经过多年研究、防控，2017年至今，中国境内已无人感染疟疾。按照原国家卫生部等13个部委发布的《中国消除疟疾行动计划（2010-2020年）》，2020年，中国要实现消除疟疾的目标。不过在非洲以及缅甸、老挝等与中国接壤的东南亚国家，疟疾仍在肆虐。目前，疟疾与艾滋、肺结核并列为全球三大公共卫生问题。直到现在，全球每年仍有50万人感染疟疾，有人因此丧失生育能力，有人甚至因此离世。WHO报告显示，2017年全球共有2.19亿疟疾病例，死亡病例43.5万人。在没有本地疟疾感染者的前提下，中国将疟疾防控、消除的重点逐步转移到对境外输入病例的发现、隔离和治疗方面。



1-3-7模式
44岁的孙积刚在中缅边境线上穿梭往返了10年。在缅甸，他修过汽车、做过生意，现在在一片种植园里种香蕉。只要经常出境，比如缅甸、老挝这些边境国家，都会得疟疾。孙积刚说，自己曾在边境线外多次感染，如今，他已有了应对经验回国治疗。刚赶到那邦镇卫生院，副院长陈德财就为孙积刚抽了血，并在血片里看到了疟原虫。这种只有在显微镜下才能发现的小东西，正是疟疾传染的关键。一般来说，疟原虫通过按蚊传播。按蚊又称疟蚊，是蚊科的一属，广泛分布于世界各地。含有疟原虫的按蚊在人身上叮一口，疟原虫就会流进人的血液里，发育成熟后引发疟疾。另一只按蚊再在这个人身上叮一口，它的体内也会含有疟原虫。
发现疟原虫后，孙积刚被留在那邦镇卫生院，接受隔离及服药治疗，直到显微镜下看不到他血液中的疟原虫为止。卫生院距离中缅边境只有200米，从楼上眺望，可以看到边境线上三四米宽的小河。陈德才则迅速拨通了上级盈江县卫生院的电话，告诉他们来了一个疟疾病人。这是在严格执行云南省寄生虫病防治所要求的1-3-7疟疾防控策略。其中的1，是指最早接收疟疾病人的卫生院，要在1天内将病例上报。第二天，盈江县卫生院便派人来到镇里，为孙积刚进行第二次血检，再次确诊。他们还问了很多问题，包括孙积刚的家庭住址、疟疾感染史、出入境经过、回国接触的人群等。陈德才说，这就是1-3-7中的3：上级医疗机构要在3天内复核病例，了解感染者的详细情况。
但是疟疾有潜伏期，有人回国的时候不知道自己得了疟疾，很容易让身边的人也传染上。盈江县疾控中心地方病防治科科长郭祥瑞说，这就需要县级医疗机构在7天内对可能存在的疫点进行检测和调查，也就是1-3-7中的7。还好孙积刚直接来了医院，没与境内其他人接触，7的步骤就可以省了。通过1-3-7模式，从2016年5月起，盈江县就没有本地感染疟疾者了，境外感染者也均得到隔离与治疗。今年开始，县疾控中心的工作量大幅下降，从高峰期的一个月处置40多个境外感染病例，减少到平均每月2例。
在云南省西双版纳州的勐腊县，1-3-7模式被发挥到了极致。我们这里主要与老挝接壤，入境处就有疟疾检测站。一旦入境者发热，就会被要求抽血检测，确认是疟疾后会被送到最近的磨憨卫生院隔离治疗。院长依拉甩介绍。在磨憨卫生院，隔离疟疾患者的病房都有防蚊门、防蚊窗，每张床上都有蚊帐。院内每一个与疟疾患者接触过的医务人员都会被要求进行疟疾检测、重复检测。运用这套办法，勐腊已6年没有本地感染的疟疾患者了。



研究疟疾，先要研究蚊子
5月29日，40多摄氏度的高温烘烤着云南省普洱市，董学书还在云南省寄生虫病防治所的实验室里解剖按蚊。因为防控疟疾的关键一步，就是研究如何减少、消灭传播疟疾的媒介蚊子。传播疟疾的按蚊种类是会变的。85岁的董学书头发花白，穿着一件实验室里的白大褂。他说如果停止研究按蚊，哪天媒介变了你都不知道，整个防治工作就要从头来。1956年，医学昆虫专业出身的董学书成为云南省疟疾防治所的第一批专家。当时，云南是国内外公认的疟疾流行因素最复杂、流行程度最严重、防治最困难的地区，董学书要做的第一件事，就是到重灾区中的重灾区西双版纳州勐海县的各个傣族寨子里抓蚊子。他要搞清楚，传播疟疾的按蚊到底有哪些。
2010年诱蚊灯出现前，抓蚊子要靠吸蚊管。那是一个漏斗形的透明管子，管口附近有一层滤网。使用时，人要先用漏斗一端罩住蚊子，用嘴巴对着另一端的细口猛吸，蚊子就会被困在管子里。
上世纪80年代曾在勐腊县疾控中心工作的刘华兴，仍记得在傣族村寨里用吸蚊管抓蚊子的场景。傣族村民的家大多由竹子搭建，因为气候湿热，一楼养猪或养鸡，二楼才是卧室、厨房。一次，刘华兴和3名同事在一户傣族村民家抓按蚊，4个人搬了小板凳坐在房间里、猪圈边。为了让蚊子咬他，刘华兴只穿了一件短袖衬衫，长裤的裤腿卷到了大腿上半部。他眼看着蚊子落在胳膊上，伸出尖刺一样的口器扎进自己的皮肤里，不能抓、不能抹药，只能一阵猛吸。大约过了15分钟，他满身都是被叮咬后的红点，吸蚊管里收集了20多只按蚊。
对于这些按蚊，专家们的研究方法是解剖。自从开始研究疟疾，董学书每天都要从村民家中抓来至少10只吸过血的按蚊，肚子鼓鼓的。他用针尖取出它们食道中比头发丝还细的唾液腺，放到60倍的显微镜下寻找疟原虫。解剖一只蚊子至少15分钟，董学书说，那段时间，他每天解剖蚊子就要花去2个多小时。几个月后，董学书和同事们解剖了2000多只按蚊，很快发现规律：大部分含有疟原虫的是微小按蚊，它们会在每年9月疯狂繁殖，喜欢在傍晚时分出没于村民家中，在墙角等稍矮的地方歇脚。董学书和同事们开始有针对性地灭蚊。他们在各户人家的墙脚边、蚊帐外定期喷洒灭蚊药水；在按蚊幼虫滋生的水塘、水坑里播撒龙舌兰、金刚钻等有毒植物的碎屑；在整个寨子里焚烧野蒿和灭蚊粉。每次野蒿和灭蚊粉的烟雾散去后，蚊子的尸体都会落满村民的家。那个年代，连灭蚊药水都很紧缺。董学书说，他们借助这些土方法，在短时间内解决了人力、物力不足的问题。效果很快显现。1957年，勐海县每百人中至少有50人感染疟疾。仅仅过了一年，这个比例已减少到约7%。



以身试药
董学书至今记得1956年7月在勐腊县的茅草屋里见到的情景，40多摄氏度的高温下，许多面黄肌瘦的村民裹着毯子和被子蜷缩成一团，围着屋子里的火炉发抖。本该收获的水稻田里空空荡荡，没人收割。他一眼就看出这些肚子鼓得大大的人是多次患过疟疾的，因为反复感染疟疾会贫血。那些十八九岁的男孩子，个子都没有超过一米六的。董学书说。为了治病，董学书和同事背着简陋的药包，挨家挨户免费送药，没想到却吃了闭门羹。他说那个年代里，许多人一辈子没出过寨子，根本不知道疟疾是一种病，还以为与鬼神相关。为了取得信任，董学书和同事们与当地人同吃、同住、同下地劳动，还学习了当地的少数民族语言。没过几个月，村民们就已经对疟疾有大致的认知，这是一种蚊子传播的疾病，并逐渐开始接受服药。即便不是得了疟疾，而是感冒、发烧，也会有人来找董学书拿药。
上世纪60年代，奎宁、氯喹等治疗疟疾的药物被广泛使用，它们被分成不同的组合，用来对付不同严重程度的疟疾病情。1972年-1975年，江苏、安徽、湖北等黄淮流域省份曾大规模暴发疟疾疫情。为了防控，这些地区进行了全民服药，人数上亿。江苏寄生虫病防治研究所教授高琪说，当时，一火车一火车的药从全国各地的药厂拉到这里，疫情最终得到控制。但是到了上世纪70年代，越来越多的研究发现，一种最严重的疟疾恶性疟，对药物氯喹产生了抗药性。治疗恶性疟的药不起作用了。云南省寄生虫病防治所前所长杨恒林说。
全国范围内，科学家们开始做实验，试图找到治疗疟疾的新方法。广东的李国桥将感染者的血液注入自己体内，主动感染恶性疟疾，用自己的身体做实验，尝试用针灸治疗疟疾。北京的屠呦呦等科学家在中草药中寻找治疗疟疾的有效成分。1972年，她从青蒿中提取到一种无色结晶体，命名为青蒿素。杨恒林回忆，青蒿素的临床实验主要集中在广东、云南两省，云南几乎参与了整个青蒿素药物的二期、三期临床研究。为了更快收集到实验数据，他的团队经常冒着被传染的风险，到疟疾流行最严重的村寨进行药物试验。83岁的文华仍记得当时的场景。几十只带有疟原虫的蚊子被放进盖了布的蚊笼里，他将手臂直挺挺地伸进去，被蚊子咬了足足5分钟。7天后，疟疾开始在他身上发作，他在观察室里接受新的抗疟疾药物治疗时，看到同病房里高烧达到40℃的同事正在抽泣，大家都太难受了。1986年和1992年，青蒿素、双氢青蒿素两种疟疾新药相继被原卫生部获批，直到现在仍被大规模使用甚至推向世界。



设立边境防线
疟疾有一个特点，因为传播疟疾的蚊子消灭不完，所以防控方面稍有忽视，疫情就可能反弹。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寄生虫病预防控制所教授汤林华说，曾被宣布消灭疟疾的中部地区就有这样的教训。上世纪90年代起，安徽等省份将公共卫生服务推向市场，疟疾防控逐渐减弱，政策、资金的投入均有收缩，以至于疟疾防控的人才不断流失。与此同时，这些省份人口流动频繁，疟疾患者没有及时被发现和治疗，不知不觉间传染给了更多人。
就在2005年，中部地区疟疾疫情暴发，安徽发病人数首次超过云南成为全国第一，这一情况持续了四年。一位知情疟疾专家回忆，疟疾暴发时，公共卫生体系都垮了。许多医生诊断不出病人得了疟疾，想要消灭传染媒介却找不到人，都不知道怎么办了。也是在这一年，汤林华和团队立即赶往安徽等地，发现几乎每个村庄都有疟疾病人，但都是零零散散的，有的村庄几百人里面只有几个人得了疟疾，全民服药并不现实，他和团队决定对安徽等地进行人群服药。人群服药是指根据发病人群为中心，找出重点服药人群进行服药，比如疟疾人数多的村庄或者该村庄有按蚊滋生地等。那几年，安徽省压力非常大，汤林华记得，一年之内中央给安徽连发了好几次文件督促疟疾防控。此后，包括安徽在内的中部地区加强了疟疾的联防联控，南部的云南也为边境疫情反弹做足准备。
云南有4000多公里边境线，与缅甸、老挝、越南接壤。人们从边境线另一侧带回质量上乘的橡胶、翡翠、玛瑙，最甜的香蕉和莲雾，隐藏在商品背后的，却是看不见摸不着的疟疾。据新京报记者统计，仅2019年1-3月，全国境外输入型疟疾的死亡人数已有7人，而2018年全年的死亡人数仅为8人。2010年后，杨恒林团队提出了边境三道防线的办法。经国家消除疟疾专家组的专家讨论后，开始在云南省内的边境附近施行。
因为云南边境没有大河高山之类的天然屏障，边境线的按蚊不会管你是中国人还是缅甸人，看见人就会飞过来吸血。云南省寄生虫病防治所现任所长周红宁说，他们在第一道防线内设立了68个疟疾咨询服务站，与国家级、省级口岸入境检验检疫局一起进行监测、治疗，往云南方向延伸的边境防线内的居民，每年还要集体喷洒两次灭蚊水。第二道防线内、第三道防线内不需要像第一道防线内那样集体喷洒灭蚊水。但一旦发现疫点，便要及时喷洒。为了找准每道防线的位置，周红宁的团队和一些下辖县的工作人员成立了专门的小组，他们抓来按蚊，用特殊的荧光标记后放飞，一天后，蚊子顺着气流最远可以飞出2000米。我们慢慢就摸索出来了，在第一道防线的覆盖范围，是边境线到境内半径3公里的范围。周红宁说，以此类推，第二道防线是第一道防线范围外的半径3公里覆盖范围，第三道防线则是第二道防线范围外的半径10公里覆盖范围。2月初，孙积刚的疟疾已经痊愈。他动作迅速，收拾了几件衣服，背了包，再次跨过边境线，到缅甸的香蕉园里工作。那天很热，太阳把空气烤得热辣辣的。



【亲历者说】
为了研究，我们主动染病
我叫李兴亮，是云南省寄生虫病防治所副主任医师。我是1974年来所里工作的，那时候才19岁。我主要做疟疾的流行病学研究，刚工作那会儿，每年要去疟疾流行的村寨待上大半年，抓蚊子、解剖蚊子、调查蚊子的生态习性。印象最深的是1982年-1984年期间，我和同事们经历了人生第一次主动感染疟疾的过程。起因是1982年有国外期刊的文章说，感染间日疟10天后就发病，也有论文说感染一年多才会发病。为了研究感染间日疟的潜伏期是不是一年多，我们就决定自己做实验。
1982年那会，我们先去香格里拉周边捉蚊子，让在现场工作的7个同事感染上间日疟，然后7个同事回到所里，一边工作一边等待发病。过了300天左右，7个同事先后发病了，我和实验室的人抽了他们体内的血，再注射到蚊子体内，让疟原虫在蚊子体内生长。每天我们要从蚊笼里抓10只蚊子出来解剖，这个过程持续了10多天，抓出来的蚊子体内的疟原虫已经成熟了，具有传染性了。
但是做实验需要实验对象，这种实验有一定风险，不能找群众来做，我们就开会动员同事们参与，告诉他们有风险。但还是有30多个人报名了，其中还有同事的家属。我和其他志愿者的情况不一样。我是第一个参与实验的。我们把那部分符合实验标准的蚊子放进蚊笼后，我把手伸进去，让蚊子在里面叮咬了5分钟左右，一阵一阵刺痛，拿出来的时候手臂上有十几个小红点。
大约100多天，我的疟疾发作了，当时发烧发到39.8度，头疼，晚上根本没办法睡觉。同事在我血液里检测到了疟原虫，但我不能立即吃药，疟疾发作的那几天，每天同事会抽一部分我的血，让我们所里养的蚊子吸我的血，再让这些蚊子去叮咬那35个志愿者。这些蚊子都是我们特地养的，此前没有与其他生物打过交道，靠葡萄糖和小白鼠的血维持生命。这么做的目的是为了保证蚊子没有受到外界环境污染，只感染了我体内的间日疟。实验前我们的假设是，往志愿者体内注射的疟原虫多，潜伏期就短，注射的少，潜伏期就长。最后发现，发病潜伏期和被多少只蚊子叮咬没有直接关系。我们还把一些体内有疟原虫的蚊子捣碎，把蚊子的血注射到志愿者体内，做了几例后，发现过了很久这些志愿者都没有发病。
30多个志愿者中，绝大多数一发病就接受治疗了，很快症状就控制了。我是拖了好几天才开始治疗，症状是最严重的。我之前从来没有得过疟疾，吃药后，烧退下去了，但左眼很干，有沙子，时不时流泪，看不清东西。我就去医院看眼睛，医生说由于发烧，引起角膜发炎，住院一星期后左眼还是一直流泪，后来辗转几个医院，两个月后省里的一家医院才治好了我的角膜炎。
【同题问答】
新京报：
你认为建国70周年，最大的变化和进步是什么？
杨恒林（云南省寄生虫病防治所原所长）：中国在疟疾控制消除方面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年疟疾发病数从3000多万例，控制到2017年的零疟疾本地病例，从根本上消除了疟疾的危害。中国政府对控制和消除疟疾的高度重视和大力支持，大量的经费投入为消除疟疾提供了有力保障。
最大的进步是中国科研能力和科研水平不断提高，因时因地开展和消除疟疾的总体策略起到了关键作用，也为其他国家解决消除疟疾难题提供了有益的经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