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晨通勤路上，徐红艳开始与社区居委会沟通当天下午的活动她要和同事一起为某社区80岁以上老人举办一场集体生日会。但上午还要先走访社区里几户空巢独居老人。下午活动结束后，她回到办公室，与团队回顾、反思当天的活动情况。匆忙吃完晚饭，她开始写下午活动的书面总结，以准备几个月后项目结项报告。
这是北京市海淀区扬帆社会工作服务中心的社工徐红艳平常的一天。
社会工作者，简称社工，许多人可能会把他们混淆于利用闲暇献爱心的志愿者。实际上，社工是在社会福利、残障康复、医疗卫生、青少年服务等社会服务机构中，从事非盈利、专门性社会服务工作的专业人员，在中国内地起步于上世纪80年代。他们帮助服刑犯人安置子女，为家暴受害者提供临时庇护，协助失业、贫困者申请补助，为早早放学的儿童开设四点半课堂社工将社会关怀延续到政府公共服务尚未顾及周全的角落。
根据民政部2018年发布的统计数据，中国内地社工专业人才达102万，但还不到总人口0.8，较发达国家和地区2左右的比例仍有差距。
我以前也是留守儿童，在亲戚、邻居的照顾下长大。那种和睦的环境，是我期待中社会的样子。徐红艳这样解释她做社工的初衷。自2015年硕士毕业，她已在社工一线干了近四年。


徐红艳为社区老人组织活动时，曾遇到一对退休前颇有建树的老夫妇。因和子女不睦，两人终日郁郁不乐，老爷子甚至有轻微抑郁症。一个多月后，在最后一次活动中，徐红艳组织老人们表演才艺。那么一个小活动，没想到老爷子看着表演，突然哭了。徐红艳记得老人说，他在维也纳看演奏的时候，都没有那么开心。是身边的人带来的温暖让他那么感动。徐红艳回忆：老夫妇把自己封闭在失望的家庭环境里，我们带他们走到社区，看到别的老人如何积极生活，也受到别的老人劝慰、鼓励。老婆婆告诉我，好久没见老伴儿那么开心，她要在社工走后把活动继续做下去。
徐红艳还曾服务过一位独居老太太。老太太六十多岁，一直未婚，多病。亲人只剩两个姐妹，却住得远。平时没人陪她说话，来自家庭的支持几乎没有。徐红艳说，居委会志愿者想帮老太太，但她总是故意不开门、不接电话，居委会就委托社工去做干预。一般人容易觉得她矫情，其实从心理学角度，老太太只是想博得更多关注。通过多次聊天，徐红艳渐渐了解，老太太是个极要强的人，不能接受自己衰老、体弱、需要帮助，感觉自己没有价值，所以屡次打电话说死了算了。只要接到这种危险讯号，徐红艳就即刻赶去安抚老人。
经过近一年的陪伴和引导，老太太渐渐化解对衰老的不理性认知，改变了生活状态。
家庭没能带给他们的温暖，社工的服务带来了。徐红艳说。一点点用心，也许会改变一个老人晚年的幸福程度。
但是，助人的社工，有时却在自助上颇为窘迫。



根据上海青翼社会工作人才服务中心发布的2017年全国社工工资调研报告，全国80.67%的社工有本科及以上学历，但七成社工月收入不到4000元人民币。2017年北京市社工月平均工资为7256元，但同年北京市职工月平均工资为8467元。
然而，工资低并非世界社工普遍情况。例如，根据香港2014年《非政府社福机构薪酬及福利机制研究报告》，香港本科及以上的社工薪资中位数达16825港币，高于香港雇员月工资中位数14800港币。
国家开放大学社会工作学院副院长徐健解释，内地社工机构的运作资金主要来源于政府购买服务的资金，但项目资金对人员费用计入不足，故社工机构在项目运作和社工工资上左支右绌。　　 我常常想，我受过不错的教育，也努力地工作，为什么会连房租都交不起？去年获哥伦比亚大学社工硕士学位的黄力对记者说。
黄力回国后进入了北京一家儿童公益机构。钱少，活儿多，还没有社工机构该有的温情。黄力认为，这跟机构需要不停地接项目以获得资金有关。机构在很大的生存压力下，总有写不完的投标文书要加班赶工，每个项目都难以做精。同事们都很忙，没人有工夫带新人。



徐健告诉记者，目前政府跟社工机构签项目往往一年一签，结项后又要重新竞标。作为服务于人的项目，期限太短，难见成效；同时造成社工机构资金来源不稳定，在项目间疲于奔命。他表示，如果政府的管理模式能有所改善，社工们或许能从容一些。
去年秋招时，黄力的家人和朋友都鼓动她换个薪资高的工作。黄力并非来自殷实之家，读本科时曾申请贫困家庭补助。面对经济压力，她非常纠结，但还是决定坚持。
我这种家庭，做什么都挺难的，不如坚持我认为有意义的工作。黄力说。不能都去赚钱的行业啊，社会角落的问题需要社工。
徐红艳则说，唯一动摇的时候，就是想到自己可以帮助很多人，却无法陪伴亲人。而她的父母跟许多老百姓一样，不明白社工是干什么的。
聊到种种短期难有转机的困难，徐红艳却未抱怨。我不久前去看了改革开放40年展览，觉得国家的发展也经历了很多曲折。社工是一个新的领域，它在慢慢地完善，我们也要给政府多一些时间去规范管理，给大众多一些时间去了解、认同社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