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是一个国家、一个民族的灵魂。文化兴国运兴，文化强民族强。”党的十九大报告高度重视文化建设，提出繁荣发展社会主义文艺，倡导讲品位、讲格调、讲责任，抵制低俗、庸俗、媚俗。加强文艺队伍建设，造就一大批德艺双馨名家大师，培育一大批高水平创作人才。

　　“作为一名颇受文坛喜爱的大师级作家，汪曾祺先生的创作深具中国古典文化的气质与精神。适逢汪先生逝世二十周年，出版一套名家经典文集，向读者展现纯文学的魅力，引导大家学会审‘美’，于阅读和创作而言，都具有别样的意义。”河南文艺出版社社长陈杰这样阐释《汪曾祺集》出版的背景。

　　十年“磨”一套文集

　　新出版的《汪曾祺集》，包括小说集《邂逅集》《晚饭花集》《菰蒲深处》《矮纸集》四种，散文集《晚翠文谈》《蒲桥集》《旅食集》《塔上随笔》《逝水》《独坐小品》六种，含小说百余篇、散文三百八十余篇，约占他一生中创作的全部小说作品的百分之八十、散文作品的百分之七十。在主编李建新看来，与此前出版的各类文集相比，《汪曾祺集》更为凝练地展示了汪曾祺的创作精华。

　　“《邂逅集》初版于1949年，是汪曾祺第一部小说集，以充满感情的笔调写市井人情。《菰蒲深处》以高邮为背景，收录了《异秉》《受戒》《大淖记事》《岁寒三友》等小说代表作，是作者给故乡的情歌。《晚饭花集》收入作者1981年下半年至1983年下半年所写的短篇小说。《矮纸集》是依照地域背景分类的一部小说集，写出了人与环境的关系以及个人在社会中的命运。《晚翠文谈》是一部文论集。《蒲桥集》《旅食集》《塔上随笔》《逝水》《独坐小品》等散文集，既写花鸟鱼虫、人间草木，也记故乡景致、旅途见闻，亦有食货、人物、文史、掌故等，塑造出一个本乎心性、纯真善美的文学世界。”李建新介绍。

　　早在十年前，李建新就曾写过一份《汪曾祺集》的出版草案。为何这一出版计划延宕了十年，至今年才将文集出齐？主要因为自己比较“磨蹭”，李建新认为。

　　为了查实有疑问的字，李建新反复比对，首先是参照手稿，如果没有手稿，则比对多个版本，仔细推敲后得出结论。如收入《矮纸集》的短篇小说《侯银匠》，此前出版的版本将“侯银匠的女儿侯菊很能干，能将一锅饭煮成‘硬饭’‘软饭’‘烂饭’”错录成“侯银匠的女儿侯菊很能干，能将一锅饭煮成‘硬饭’‘软饭’‘焖饭’”。“焖”只是煮饭的方式，并不能与“硬”“软”并列，成为一种指示软硬程度的形容词。这些文字和逻辑错误，都在新的版本里得到了修订。

　　李建新的修订原则，也经历了从初期觉得不合语法规则即修改到反复琢磨，尊重作者“原生态”创作的转变。如小说《复仇》中“小草的叶子悉率弹了一下，一个蚱蜢蹦出去”，按照现代汉语，“悉率”应为“窸窣”；小说《老鲁》描述走山路挑水声“斤共斤共”地响，“斤共斤共”并不怎么常见。为了保留汪曾祺文字的那股“活气儿”，这些细节都保留了下来。

　　“作家铁凝曾评价，汪曾祺的创作让青年作家重拾了对现代汉语的信心。因此，尽力为人们呈现汪曾祺文字的原貌，是修订、编辑、出版这套文集希望达到的目标。”李建新说。

　　“他身上，藏着一部中国现当代文学史”

　　生于上世纪20年代，亲历过抗日战争，40年代在西南联大学习中文，50年代初期编辑整理民间文学，后赴基层参加劳动，60—70年代主创样板戏，80年代重拾文学创作，汪曾祺的一生经历了现当代多个重要的历史时期。

　　他的小说创作起步于西南联大，师从沈从文。写于上世纪40年代的小说出手已不凡，《翠子》《除岁》《灯下》《驴》等短篇小说与名篇《鸡鸭名家》《老鲁》具有相同的品质，不输于后来为他赢得文坛声誉的《受戒》《大淖记事》。进入80年代，他将五四新文化运动以来由鲁迅、胡适、周作人、沈从文等人开创的中国新文学传统承接下来，在文学史上具有别样的意义，中国社科院文学研究所副研究员杨早分析。

　　“中国现当代文学史上的许多重大命题，都可以在汪曾祺身上找到线索，如西方文学与民族传统的关系、乡土叙事与现代性的关系。他联结起现代与当代，打通了民间故事和士大夫传统，融通了雅与俗，以及南方文学和北方文学，他是理解中国现当代文学的枢纽。”杨早这样分析近年来在学界和读者中逐步升温的“汪曾祺热”。

　　从《汪曾祺集》收录的作品来看，20世纪40年代的创作看得出法国象征主义和现代派的影响；《羊舍一夕》等60年代小说，写的是“上山下乡”时期的民俗与风土人情；进入80年代，他把现代汉语从“文革”语体中解放出来，又不同于“伤痕文学”，而是接续了《边城》等作品的人文传统。

　　“通过阅读这些作品，可以感知一股二十世纪以来由中国文人创造的文脉，在缓缓流淌。”陈杰介绍。

　　用“中华美学”，写“中国味”

　　“中华美学讲求托物言志、寓理于情，讲求言简意赅、凝练节制，讲求形神兼备、意境深远，强调知、情、意、行相统一。汪曾祺行文，就带着传统美学的古意。”杨早说。

　　《受戒》《大淖记事》《鸡鸭名家》以故乡江苏高邮为背景，写平凡人物的故事，字里行间润泽着江南小镇的“水”气。他笔下的高邮，正如呼兰河之于萧红、湘西之于沈从文、高密之于莫言，其间的记忆、风俗、人情，是通过文艺作品理解中国社会的一扇窗口。

　　文艺评论家孙郁在《一个儒者》一文中写道，“汉语的个体感觉在他那里精妙地呈现着”，“一读就觉出很中国的样子”。

　　“现代以来，我国文学和世界文学的交流就一直在进行，白话文、现代小说、现代诗歌等都是借鉴国外又进行民族创造的成果，其中一直存在着学习和坚守自身传统之间的关系的命题。如何在博采众长的同时，打造具有中国气象、中国精神的文学传统，是我们需要思考的问题。希望《汪曾祺集》以及更多当代作家原创作品的出版，能为这个问题的探索与解决贡献一点绵力。”陈杰说。（记者 韩寒）